慧通綜合報道：

如果此前希臘、葡萄牙等南歐小國的經濟萎縮及由此引發(fā)的政治動蕩并不足以引起人們重視的話，那么歐元區(qū)第四大經濟體西班牙4月30日公布的數據就相當令人不安了。數據明白無誤地顯示，該國已成為第八個陷入衰退的歐元區(qū)成員國。

雖然今年第一季度經濟較前一季度下降的幅度為0.3%，略好于市場預估的萎縮0.4%，但這已是西班牙連續(xù)第二個季度出現經濟萎縮，也是它在短短兩年多時間內第二次陷入衰退。與此同時，財政緊縮及經濟衰退導致了普遍的失業(yè)加劇現象。今年頭三個月，有36.7萬西班牙人丟掉了工作。這意味著，西班牙目前的失業(yè)人口已逾560萬人，失業(yè)率逼近25%（24.4%），超過歐盟平均水平的兩倍，也接近了1994年創(chuàng)下的歷史最高紀錄。在西班牙，25歲以下的年輕人中有一半沒有工作，170多萬個家庭全家失業(yè)。

西班牙的糟糕狀況是整個歐洲經濟正在不可避免地陷入二次衰退的一個典型縮影，最近幾周公布的幾乎每一項經濟數據都在強化人們心目中的這一印象：大片的歐洲經濟正在萎縮。例如，歐洲大陸和歐元區(qū)之外的另一在全球舉足輕重的大經濟體英國也已明確陷入雙底衰退—上周的官方數據表明，繼去年第四季度經濟下降0.3%之后，英國經濟今年第一季度又出現0.2%的萎縮。接下來等待英國的，將是一百年來最為艱難的復蘇，經濟回暖的速度甚至比20世紀30年代初的“大蕭條”時期都更為緩慢。

經濟上的危機正在向政治領域蔓延，這一點從“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便可窺見一斑。當天，從希臘到西班牙，從葡萄牙到法國，歐洲大陸上的好幾個大城市爆發(fā)了數十萬人參加的大規(guī)模游行示威，這種景象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解體后20多年來極少見到的。在往后的幾個月里，居高不下的恐怖失業(yè)率還會激起什么更大的亂子（還記得去年8月發(fā)生在英國的暴力騷亂嗎）是眼下歐洲政治家們的心頭大患。

同樣地，如果說此前希臘、愛爾蘭、西班牙和意大利等諸國的政府相繼更迭仍未引起足夠重視的話，上周荷蘭王國首相馬克·呂特(MarkRutte)政府的倒臺引發(fā)了對歐元區(qū)整體產生更廣泛經濟和政治影響的巨大擔憂。在直到目前針對歐洲債務危機的所有爭論中，荷蘭一直是“德國方案”最堅定的支持者?？墒乾F在，這種局面卻輪到了荷蘭自己頭上—去年相當于全國經濟產出4.7%的財政赤字，英國《金融時報》評論道：“因為荷蘭一直在像個啦啦隊長一樣，推動歐盟要求各國政府將這一比例保持在3%以下的條約。”

作為歐元區(qū)尚存不多的擁有3A主權債務評級的核心國家，荷蘭的政治危機（中右翼的呂特內閣的盟友—右翼民粹主義者們現在轉而反對繼續(xù)實行嚴苛的財政緊縮政策）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它表明，越來越多的民眾對兩年來一直由德國主導的歐洲債務危機解決方案不再支持。而如果不出意料的話，在本周末將要舉行的法國總統(tǒng)選舉第二輪投票中，左翼社會黨候選人奧朗德將擊敗現任總統(tǒng)薩科齊當選。他的重要政綱之一，就是要對經歷了千辛萬苦才獲得通過的歐盟財政協(xié)議進行重新談判。

按照德國人的規(guī)劃，各國應當緊縮財政，進行社會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結構改革。只有議會通過的未來財政計劃達到上述標準者，方可獲得歐洲穩(wěn)定基金的貸款援助。財大氣粗的德國之所以頑固地堅持這一點，是因為過去10年來他們自己正是這么勒緊褲腰帶挺過來的，而且從中嘗到了甜頭—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德國2011年GDP仍然取得了3%以上的增長率，其失業(yè)率卻處于1990年東西德統(tǒng)一以來的最低點。

但德國的成功經驗似乎在歐洲的其他國家并不靈驗。

去年秋天馬里亞諾·拉霍伊(MarianoRajoy)擊敗薩帕特羅當選西班牙首相時，籠罩在歐元區(qū)上空的烏云似乎出現了一道金邊。盡管一再支持緊縮，但拉霍伊讓西班牙人民覺得未來仍有希望。拉霍伊高票當選，顯示他的改革議程得到了非常普遍的支持。迫于來自歐盟領導人的壓力，西班牙已承諾將明年預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從去年的8.5%降至3%。這意味著西班牙要將預算赤字削減約600億歐元。與此同時，英國雖然沒有外部政治壓力并牢牢掌握著貨幣的自主權，卡梅倫當選后也主動實施緊縮政策。兩年來，英國的唯一成就似乎不過是核心通脹率不再上升。

越來越多的政客和學者眼下主張，過于苛刻和著急的財政緊縮會導致經濟嚴重收縮，因而是難以實現財政平衡的目標的。這是因為，要實現財政平衡，除了削減支出外，還要增加或至少不減少稅收，但如果經濟大幅度負增長、失業(yè)率顯著上升，預期中的稅收是不可能完成的。曾獲諾貝爾獎的左翼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上周指出，他認為歐洲的整頓債務策略是“經濟自殺”。他指出，歷史上單純靠緊縮措施從未有使經濟恢復健康的先例。斯蒂格利茨敦促德國等歐盟較富裕的成員國增加對基礎設施、教育和科技的投資，這些投資將能帶來比資本成本高得多的回報。

雖然迄今為止德國人并未有任何讓步的表示，西班牙和荷蘭等國也一再明確表示絕不會放棄緊縮政策，但布魯塞爾甚至法蘭克福（歐洲央行所在地）卻已經開始討論將政策重心從“減赤”轉向促進增長了。法國社會黨領袖奧朗德提出的擬定一份“增長計劃”的要求獲得了兩位“超級馬里奧”—意大利總理馬里奧·蒙蒂和歐洲央行總裁馬里奧·德拉吉的支持。后者最近在月度例行記者會明確表示，他期望歐洲出臺一份“增長協(xié)議”作為其財政協(xié)議的補充。

近日還有報道稱，有關一項刺激成長計劃的框架最近幾天已開始成型，并有望在6月底舉行的歐盟領導人峰會上得到討論。計劃的主要著眼點在于歐洲投資銀行(EIB)增資，使其能夠擴大對歐盟27國基礎設施以及相關項目的投資，據說總金額將達到600億歐元。這一建議甚至得到了“死硬”的德國財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的首肯。看起來，歐洲領導人正式打算學習中國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屢試不爽的那套依靠國家投資“鐵公基”來拉動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了。

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說，我認為德國原先堅持的藥方并沒有錯，但它需要時間。期待它在一兩年內立竿見影是不現實的，德國自己也是調整了10多年時間才見效的。此外，這遠不僅是個經濟問題，問題就在于，財政收縮在短期內造成福利損失的巨大痛苦在政治上能否行得通？理性、冷靜、守紀律的德國人也許能夠支持政府咬牙挺過難關，但熱情奔放的拉丁民族未必做得到相同的事情。歐洲國家普遍擁有運行良好的民主與法治，這能夠幫助它避免在債務危機中發(fā)生地中海對岸過去兩年來出現的那種劇烈社會動蕩，但民主也很可能使得嚴苛的財政收縮難以長期執(zhí)行下去—它需要同變幻莫測的“民意”搶時間。在這方面，歐洲絕大多數政府不具有美國那種穩(wěn)固不變的更替周期，使它們在推行“不得民心”的政策時更為不利。

而在另一方面，政府通過基礎設施投資來刺激經濟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也許在一些特殊的危機關頭是需要的，短期內對拉動經濟增長及解決就業(yè)問題也很可能是有效的，但中國過去15年來的教訓已經再明顯不過了：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救急，就像醫(yī)療過程中的止痛針和輸血，絕不能被當作真正的治療。然而，危險的是，凱恩斯主義的藥方是非常容易上癮的，在民主的政治決策機制中尤其如此。

因此，只要情勢稍有好轉，德國人寸步不讓的執(zhí)拗聲音就應當再度高聲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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